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在考古学领域有了重大发现，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晚期的龙山文化，这一发现震动了全球。然而，尽管这些遗址展示了中晚期文化的辉煌，早期文化的遗址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一空白成了学术界和考古学者的难题，尤其是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外来文化”论，宣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受到外部影响”。这些毫无根据的论调让国内学者感到愤怒，他们决心寻找早期的文化遗址，以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缺。 1956年秋，第一届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正式成立，学员们带着寻找早期文化遗址的任务，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培训班结束后，河南省新郑县的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期间，河南省流传着许多关于伏羲的传说，伏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也是“三皇之首”。据《水经注》记载，伏羲曾经都城于陈地（今淮阳）。因此，伏羲的文化遗存必定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这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新郑距离淮阳不到两百公里，考古学者因此非常重视这次普查工作。1956年冬，普查小组进入西北区，在云湾大队裴李岗村的一个窑洞院墙上发现了一块红色石头。这块石头约长60厘米，宽30厘米，厚4厘米，正面有触磨痕迹，背面有四个短足，旁边还塞着一个断裂的石棒。这些痕迹引起了普查员的兴趣，他们询问了窑洞的主人，主人表示这块石头是从村西台地上挖出来的，用来作为洗衣搓板。 普查员随即前往台地，经过详细的勘察，终于在西头的两层土堆中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器。通过挖掘，考古人员出土了与窑洞中的石头完全相同的工具，同时还发现了石铲和陶片。专家初步判断，这些工具属于史前文明，可能是古代农民用来加工谷物的石磨和石碾。 新郑的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央和省文物工作队纷纷派人来调查。1957年，裴明相教授受命前来考察，最终得出结论：这些发现非常可能是重要的文化遗存，必须尽快上报并保护起来。1964年，郑州晚报和河南日报都刊载了关于这次发现的报道。由此，裴李岗遗址逐渐被学术界和公众认可。 从1956年到1973年，裴李岗村的发掘工作吸引了大量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至1973年，考古学者已经在村西发现了114座墓葬、1座陶窑、10多个灰坑以及若干破损的穴居房基。出土的器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总数超过400件。科学鉴定表明，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距今大约有8000年，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者们在河南省的其他地区发现了100多处类似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涵盖了从豫西的山地到黄淮平原的广大区域。这些发现与伏羲文化的传说和古迹分布高度吻合。著名的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证明了裴李岗文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俞伟超等考古学家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贾湖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料。 研究发现，裴李岗文化的时代大约距今9000至7000年，其文化遗存与伏羲时代的描述有许多契合之处。例如，《纲鉴易知录》和《搜神记》中提到伏羲时代的建筑与居住方式，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和其他遗址中发现了符合这一时期特点的半地穴式房屋和灶台，进一步证实了古文献的记载。 除了房屋遗址，考古学者还在贾湖、石固等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伏羲相关的工具和物品。例如，《尸子君治》记载伏羲教民以猎，《易系辞》则提到伏羲制作网罟捕猎。贾湖遗址出土了多种渔猎工具和动物骨骼，包括猪、羊、牛以及野生动物的骨骼，证实了伏羲“养牺牲以庖厨”的记载。 此外，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骨笛和陶笛，进一步验证了伏羲“作琴瑟”的历史记载。根据考古发掘，贾湖遗址的骨笛能够发出四到七音阶的音符，证明了当时人类已具备一定的音乐艺术创造力。 最为重要的是，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陶器、骨器等物品。这些符号与伏羲“造书契”的记载高度一致，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证据。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裴李岗文化正是伏羲文化的物质载体，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基础。裴李岗文化遗址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0年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见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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